目前分類:ˊ國樂歷程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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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笛子找到了我

  一開始,吹笛子是無意的。

  沒有什麼音樂環境、沒有父母栽培、沒有老師指導,甚至連「國樂」這兩個字也沒聽過,在彰化縣秀水鄉的埔姜崙菜市場旁,笛子找到了我,從此形影不離至今三十四年。想想真是天註定,有緣自然來相會,埋在土壤的種子,只要有一絲絲陽光,一滴滴水份,就能破土而出,發芽結果,在大地上隨風搖曳。

  那時候,小學五年級到同學張泗川家做功課,第一次見到笛子。在鄉下見過的樂器只有學校的風琴,沒想到這麼一根簡單的竹子也會發出樂音。這是同學姊姊就讀彰化女中,參加學校鼓笛隊的樂器,她吹的是竹笛,小小一根,被稱作「童軍笛」。到現在我還納悶,鼓笛隊不都是吹西洋直笛嗎?他們學校吹的竟是中國竹笛。我好奇的學著她吹,一下子就吹響了,但沒幾分鐘,在大家的讚嘆聲中,我卻開始頭暈,那種天旋地轉的感覺現在還記憶鮮明,向她問了指法就吹奏起來,從此笛子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過年時用五元壓歲錢,在八卦山自己買了一支笛子,每天晚飯後,做功課前,在書房閉著雙眼,很享受很陶醉的至少練個三十分鐘才肯罷休。



二、自得其樂的五年

  大家一定好奇,我都吹些什麼呢?哈!當然不是「陽明春曉」,也不是「姑蘇行」,我的啟蒙老師吹得最好的曲子是「國旗歌」,她還能教我什麼?我當然只是吹吹學校教的歌、流行歌、民謠小調等,只要會唱的,就自己可以找到音把它給吹出來。記得那時台視剛剛開播,看電視是全村的大事(還記得有卡通太空飛鼠、大力水手,影集沙漠之鼠等),第一部連續劇「晶晶」,風靡了全台灣,主題曲也成了我的笛曲之一。

  小學五年級到國中畢業,我自得其樂的吹了五年,沒聽過第三個人吹笛子,唯一聽到的是電視古裝劇「萬古流芳」主題曲中加入了笛子,當時覺得 真是好聽極了,可惜不知是誰吹的,不過自己馬上也學會了,到現在都還能唱出來,如第一句「忠-臣-良-相-定-國-安-邦」,每個字都用了很多音,拉得很長,笛子吹起來很有味道。



三、我開始追求笛子

  吹笛子從玩玩到熱切的追求,是上了台中師專的事。國樂社招生,社長施清介(笛曲「蹤影」的作者,現為中部著名古箏演奏家)示範吹了一曲「歡樂歌」,哇!沒想到笛子可以吹那麼快,那麼華麗,我睜大了眼睛聽完後,馬上報名入社,在學長們的教導下開始我的國樂之旅。以前的自修也算是有點基礎,因而學得比一般人快,一年後,能吹的曲子都吹會了,開始偷偷的學不能吹的曲子。那時不能吹的曲子通稱為「匪曲」(大陸的音樂),在戒嚴時期不但不能公開演出,連私下吹奏或擁有樂譜、錄音帶都是違反動員戡亂法,會以「為匪宣傳」罪名坐牢的。所以只能偷偷的吹,從僑生夾帶來台的錄音帶(通常封面都已經撕掉或換掉),拷來拷去,每有一新曲就如獲至寶,可是沒有譜怎麼吹呢?只好聽寫了,我就這樣一音一音反反覆覆的聽,一字一字塗塗改改的寫,不但對笛子的音色、指法變得非常敏感,耳朵音感也進步了許多。估計我翻出來的譜至少有五十首以上。這種以聲音為老師的學習法,雖然較花時間,但學得很實在又很深刻,因為音樂本來就是聲音的藝術,聲音的表現才是音樂的最後目標,樂譜只是紀錄工具而已。我看現在學生要譜有譜,要CD有CD,還有老師親自指導,但學習效果並不見得比較好,而有一點感慨。過分依賴非聲音的樂譜及演奏符號,反而侷限了表現空間,音樂的韻味(尤其是中國音樂),是無法完全用樂譜及符號紀錄出來的。「用耳朵看譜!用耳朵調整吹氣角度!用耳朵控制音色音量!」是我常對學生耳提面命的話,注意傾聽自己吹出什麼來,仔細品味大師風格的細微處。別只是按圖索驥,那終究只是紙上的一幅畫而已,真的馬是會跑會跳,會興奮、會憤怒……的。

  兩岸開放後,我到上海拜訪南派大師陸春齡,第一句話我說「我是您的學生!」,他有點吃驚說:「怎麼說?」「我從您的錄音帶上學到了鷓鴣飛、小放牛、喜報、今昔、江南春、歡樂歌……」,它很高興的接受了我這個私淑弟子。的確!對我笛藝影響最大的,就是「ㄌㄨˋ」老師,是陸春齡的「陸」,也是錄音帶的「錄」。

  對音樂的追求愈來愈熱切,看著同學彈鋼琴,拉小提琴,西洋音樂豐富的內容逐漸吸引了我,在同學的鼓勵下,我開始學習西洋長笛,一開始與省交交響樂團團員學習,但進展不大,真正讓我開眼界,是聽到陳澄雄老師的笛聲,那圓潤飽滿的低音,清澈明亮的中高音,真有如天籟般令我著迷,原來這才是長笛的音色啊!當然陳老師更令人稱道的是他全面性的音樂能力,及嚴格的教學方式,甚至後來在台北市立國樂團共事時,見識到他做事的積極性,都很深遠的影響了我嚴謹面對音樂的態度及處事的方法。





四、發現了世界笛子

  後來在台中中興堂聽到日本的尺八、龍笛,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聽到韓國笛子「大芩」的演奏,驚嘆於同樣一管在手,竟能吹奏出完全不同語彙的音樂,可見笛子的表現潛力是很大的。因此在爾後的出國演出中,蒐集世界各地民族的笛類樂器及唱片,成了我很期待的樂趣之一,也是出國花費的最大支出。每當聽著這些分屬不同民族,但外型相似的笛子,卻吹奏出五花八門風格的音樂來時,我的想像力也會隨著馳騁飛揚,對演奏和創作都產生很大助益。如簫獨奏曲「風的想念」,內即有日本尺八具較大張力的吹奏法(音色、音量、力度、氣聲運用等),也有仿自韓國大芩的震音及音色變化,更有來自索羅門群島排簫雙音奏法的啟發。



五、開始為笛子寫曲子

  「匪曲」不能登台演出,能吹的曲子實在有限,無法滿足我上台表現技巧及豐富感情的需求,在當時台中師專大漢國樂團作曲風氣(如學長林聰地、魏麗瑩、蔡錫山、施清介都能自創獨奏曲及合奏曲)的影響下,我在二年級時(等於高二)寫出了生平第一首曲子「山滔」,為我自豪的雙吐技巧做了充分發揮。在參加台灣區音樂比賽決賽時吹奏,引起評審孫培章(中廣國樂團指揮)、劉俊鳴(中廣作曲專員)的注意,要了我的譜,改名「騰飛曲」,一時風行全台各國樂團,不但作為國樂研習營樂曲,音樂比賽時也常被選為自選曲。

  這個曲子有兩件事也是很有趣的。其一是,我在比賽時緊張萬分(首次上台獨奏),兩腳從頭抖到尾,嘴唇僵硬,吐音時氣吹不進吹孔,勉強吹完,有如虛脫。可能是評審欣賞我吹自己作的曲子,在鼓勵創作的前提下,仍給了我第二名(少年組),第一名是光仁中學音樂班吹笙的女同學(當時是所有吹管樂同一組比賽)。事後評審告訴我,你什麼都不錯,就是吐音較差!我聽了暗自叫屈,我就是吐音好才寫這個曲子的啊,真是「事與願違」的活見證,優點也可以因為緊張而變成缺點。我謹記在心,往後常利用機會上台,磨練我儘管緊張,仍要想辦法控制嘴形、舌吐、手指及運氣的功夫。

  其二是,還好!他們後來聽到我的真功夫。那年暑假,上台北參加歌曲創作研習營(由劉德義教授指導),順便去參觀中廣國樂團(當時是台灣最好的國樂團),沒想到他們正在錄音,曲子就是「騰飛曲」,本來陳勝田老師吹笛,孫培章老師指揮,劉俊鳴老師在樂隊拉胡琴,看我來了,孫老師就說你來吹吹看好了,並改由陳勝田老師(當時是副指揮)指揮,沒想到錄得蠻順利的,大家都很高興。後來中廣還給了我一筆作曲稿費四百元,哇!這可真是天大的鼓勵,當時陽春麵一碗也不過才五毛錢而已呢!

  後來參加省立台中圖書館的中興國樂團,受到楊秉忠老師的指導及提拔,在錄製樂團的專輯唱片時,讓我吹一首自己的笛子曲「卜卦調變奏曲」,由學姊魏麗瑩以揚琴伴奏,當時我只是師專四年級學生(相當於大一)。這個專輯唱片,後來還獲得金鼎獎的最佳唱片獎。

  想想我是蠻幸運的,前兩首曲子都能獲得機會發表及錄音,使我在創作的路上,有著充滿希望的起點。當然,這也是當時國樂嚴重缺乏曲源的環境 下,才有的機會。包括笛子演奏及師資也是如此,在我專四時,林月里老師就提拔我到曉明女中音樂班教授笛子,使我學習音樂的經費才能自給自足。還記得我的鐘點費是一小時七十五元,而當時我與陳澄雄學習西洋笛一小時是三百元(一般學生學不起的),教了四小時來學一小時,收穫卻是很多的。



六、寫而後知不足

  作曲畢竟是一個專門的學科,僅憑經驗來創作總是有限,寫單旋律有曲式的問題,加上伴奏難免要有和聲與對位,合奏更牽涉到配器的技巧。因此我開始與老師學習西洋作曲理論,第一位是在省交拉中提琴的賴劍芳老師,他畢業於藝專理論作曲組,但較少創作,他教了我幾個月和聲學後不教了,他說你還是和我叔叔賴德和教授學比較好!我當然樂意換一位更有實力,且持續在創作的老師。第一堂課賴老師放了一首他剛完成的曲子給我聽,是幾個國樂器加上中國打擊樂器的曲子「眾妙」,味道很中國,但手法很現代,後來才知道是為雲門舞集「白蛇傳」所寫的音樂,得到樂舞界一致的佳評。他問我想學什麼?其一是整理分析中國民間音樂,從中學習民族語法(他當時擔任省交研究部主任,有很多民間音樂資料),其二是西洋的理論。我想民間音樂我接觸機會很多,自己又是從事民族音樂演奏,因此我選了第二個。雖然如此,賴老師仍然常常會拉回民間音樂的話題和我討論,他讓我對民族音樂建立起自信心,他常說傳統音樂有很好的東西沒有被挖掘及發揮,國樂現在還不好,不是音樂的問題,是人才還不夠,要我好好努力。

  記得有一次我拿了一段自認為寫得還不錯的鋼琴曲和一首笛子獨奏曲給賴老師看,我覺得笛子曲寫得有點散漫,不嚴謹。但賴老師卻說笛子曲的價值性較高,他說音樂不是光有好的結構、好技巧,還要考慮在演奏出來以後的可聽性,笛子曲在笛子技巧上有很好的發揮,因此雖然組織較差,但以創作而言,是較有價值的一首樂曲,尤其這不是每個作曲家都寫得出來的,必須是懂笛子的人才有辦法的。事實上,由於基礎不好,西洋理論我是學得很吃力的,但賴老師卻有辦法讓我創作的腳步愈來愈堅定。

  65年師專畢業時,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至今仍每年舉行,音樂方面國樂西系隔年輪流,近三次我都被邀請擔任評審)第一次有國樂曲項目,我寫了一首笛子獨奏曲「搏浪」,三個樂章,以小樂隊伴奏,曲長十二分左右,得到了首獎。成績揭曉時,我正在接受預官基礎訓練,讓我在枯燥、勞累的出操生活中,有一點精神的慰藉。



七、為吹笛子有得亦有失

  師專本為培育小學師資而設,最後兩年分組時,我選了音樂組,但只能學鋼琴及聲樂,我在笛子、長笛及作曲上花了太多的時間,因而正課的鋼琴及聲樂只能應付一下。教鋼琴的老師林朝陽教授也是學校管絃樂團指導老師,而我是連兩年的管絃樂團指揮,因而他准我用長笛來考試。誰知道畢業實習時,教育部抽查應屆畢業生音樂科教學,全組竟抽中了我,即席教了一堂音樂課後,得到的評語是「鋼琴太差,學校要檢討改進」,我想林老師一定為我受盡指責吧!不久前的師專同學會,導師成映鴻教授還說這件事在學校餘波盪漾了很多年,我也聽過學弟學妹在流傳著這件事。誰會想到近年來的小學音樂課本上都介紹著我創作的音樂「雞同鴨講」(音樂劇)、「鴨母戲水」(管子獨奏曲),還有我吹奏的笛子音樂「梆笛協奏曲」(馬水龍作曲)及「數蛤蟆」(我自己編的)。



八、國樂西樂環境不同

  想想剛決心走上音樂路時,到處尋找學習機會。相對於在國樂界的順利,在西樂方面卻是非常艱辛的。課餘時以初學不久的長笛參加台中青年管絃樂團,指揮是一位嚴謹的美國女音樂家,我即常常跟不上,或是拍子不準受到糾正,雖然令人沮喪,但這也警告我,音樂不是一條易走的路,起步晚的我,每天要更早起,更奮力的跨步向前追趕。但我的天份夠嗎?我曾經懷疑過,最後想想,反正至少有小學老師當,音樂就作為興趣吧!當時國樂是沒有科班教育,也沒有專業國樂團的,只有搞西樂才有前途,大家都這麼說。



九、幾位國樂先進的鼓勵

  對國樂我還是有滿腔的熱忱,笛子找不到像西洋長笛一樣又多又好的教本,於是興起自己寫一本的雄心。這是服役於海軍時的事,我利用下更時間,仔細的寫了厚厚一本,由於影印在當時是很貴的,我用複寫紙同時複寫了兩本,寄給兩位老師,其中陳裕剛老師不但給我回了信鼓勵我,還仔細的就其中一些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意見,令我銘感在心。後來因答應出資的人反悔而沒出版。現在看來,其實創意很有限,只是學了一點西洋長笛教本的皮毛,對於中國笛子技巧的很多根本問題,仍然擺脫不了傳統觀點。現在的我才算是對笛子教學有一些親身體驗的心得,有不少是異於傳統觀點,但在我的教學中卻得到很好印証的,希望不久將來可以將它教本化。

  當服役的艦艇有一個多月停泊於基隆港時,我到藝專國樂科參觀,蒙科主任董榕森教授邀我在他家共進午餐,他是「陽明春曉」的作曲者,也是我的偶像,我受寵若驚。他除了勉勵我,也問我笛子雖然吹得不錯,但嘴唇風門歪了一邊,會不會影響以後的發展。這是我一直不敢面對的問題,回去之後我終於下了一番功夫來研究「風門」的問題。結果我還是改不過來,因為每個人的嘴唇、牙齒形狀大小都不同,我的左上門牙,有一顆斜斜的突出來

風門只好遷就這顆牙齒,開在偏左邊了。雖然較不雅觀,但風門卻開得漂亮極了,難怪我吹笛子出音比一般人要靈敏些,雜音也較少。吹笛子畢竟還是以音樂為主,吹得好比雅不雅觀更重要,不是嗎?從此我反而恢復了自信心,再也不怕別人盯著我的嘴唇品頭論足了。

  民67年退伍,在新竹縣橫山鄉的豐鄉國小教書,全校共六個班,校長看我年輕,給了我最大班教,全班共有八個學生,那是下了車還要走兩個小時山路的一個小學,風景優美宜人。

  我參加了由中廣主辦的一個有獎金的國樂大賽,吹自己的曲子「搏浪」參賽,我只得了第三名,第一名是已過世的白台生老師,第二名是劉治老師,

當時他們還是文大學生。事後當時中廣國樂團的指揮王正平先生,力邀我參加樂團,惜因路途遙遠而作罷,但仍感激他的賞識。擔任評審的香港琵琶演奏家馮德明(前幾年剛過世),還約我喝咖啡聊天,他說很欣賞我不但自己作曲,在笛子技巧上更有很多突破傳統的奏法,希望我雖只得第三名,也不要灰心,來日方長,他極看好我以後的發展。這兩位素未謀面的先進對我有了很強的激勵作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我一出社會就一帆風順,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這麼努力的充實自己?。



十、學國樂不能只學國樂

  這不是繞口令,而是我多年習樂的心得,我信守它,並因而受益良多。「國樂」是一個新興樂種,儘管有人要把所有古今的中國音樂都涵蓋入它的範圍,但事實上,它已被社會設定為改良的中國音樂,並逐漸在全世界各華人地區,以科班教育、專業樂團建構出它有別於傳統音樂的體系,藉著各種音樂會、比賽、考級、研習會及與其他藝術的結合,確立它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價值。可惜它畢竟是個僅發展了五、六十年的年輕樂種,雖然潛力十足,前景無限,但其內涵仍有待充實,如樂曲的質與量、樂器的改良及技巧的發展……等。

  因此想學好國樂,只在有限的樂曲及技巧中自我陶醉,路子只會愈走愈窄,借助其他樂種的優點來豐富國樂是必要的手段。在我而言,一方面有此體認,一方面也是興趣使然,只要是音樂,都能引發我的興趣,如前面所述的世界各地民族音樂,開拓了我演奏及創作的的想像力。

  另外學習中國民間音樂,更是認清自己樂器的語言特性及傳統內涵的不二途徑,因為這是它的發源地,它從傳統來,能流傳到今天這個樣子,必有它賴以引人之處,而我們將它充分發揮了嗎?在學習戲曲、民歌的行腔轉韻中,笛子才能突破樂器構造,展現中國音樂「氣韻生動」的極致。

  記得66年在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服役,我利用不能練笛子的晚上,將全齣京戲「周處除三害」給翻下了譜,一句一句學唱,至今仍覺受用無窮。67

年在新竹擔任國小音樂老師時,到社教館參加說唱研習班,從「王二姐思夫」中高低跌宕的曲調,品味到中國語言的奇妙。以至後來幫豫劇、湘劇、秦腔、粵劇、越劇、歌仔戲、客家戲、黃梅調……伴奏,都感受到中國音樂的豐富多彩。我聽說大陸音樂學院學生,每學期要背唱十首名歌(或更多?),久而久之,民歌的語法自能融入其樂器演奏了,這是一個很好的紮根教學法,台灣應該引進。

  現代國樂離傳統愈來愈遠,國樂學子對民間音樂也愈來愈生疏,但國樂有足夠的養分來培育他們嗎?還是完全倚賴西洋音樂那種精確的音準、節奏及統一的音色、奏法?奏江南絲竹的譜是人家編好的,依譜奏音,即興加花能力變成失傳的傳統技藝。社會變遷,資訊發達,全世界開的花也愈來愈像,地球村觀念讓地域性文化愈來愈難生存,有識的文化人士無力感逐漸加重……。我但希望中國音樂不要變成只是樂器不同的西洋音樂。

  別的樂器,也是豐富笛子語彙的學習對象,俞遜發的「小號奏法」、馬迪仿板胡大揉弦的「揉音奏法」、趙松廷的「簫聲奏法」即是很好的例子。而彈撥樂器虛音、實音的音色變化、胡琴的滑奏、打擊樂的撞擊及顆粒音色,都會讓笛子增強表現力。

  至於西洋音樂則不用說,它已是通行全世界的最強勢樂種,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但一般人大都只學到皮毛,因而無法應用到中國音樂。我之所以放棄專業樂團職位(當時是台灣唯一專業國樂團,而我是笛子首席),在68年插班入東吳大學音樂系就讀,即是體認這一點。覺得很必要到西洋音樂的池子中確實的泡個幾年,親身體認西洋音樂的妙處。在我擔任指揮這些年來,我發現和聲感是學國樂者最缺乏者,橫向的旋律音程較容易奏準(當然非五聲音階及增減音程仍須加強),但縱向的音程,如果不是奏主旋律,奏和聲音通常都較不準,即使是簡單的大三和絃、小三和絃也是。因而在樂器音色已較不和諧的條件下,使中國樂器演奏的和聲更是雪上加霜。我們讀樂理時,說到音樂三要素「旋律、節奏、和聲」,和聲是傳統中國音樂缺乏的。西洋音樂很注重和聲的訓練,唱歌時,奏一個音,要你唱出他的大三度音或其他音程,培養縱向音程的分辨能力;學樂器的,作業中一定有二重奏,從小與老師合奏,訓練同時多聲部的聽力,難怪他們的合奏能力會比我們好了。



十一、五燈獎初次揚名

  68年4月7日,我大哥結婚的日子,我卻到台視參加五燈獎第一次錄影,下午錄完馬上趕到彰化參婚禮,當晚播出,我連贏兩人,一度二關。從此過關斬將,每週日上台北,一早先到陳澄雄老師家上長笛課,下午到台視比賽,晚上回到新竹再換摩托車騎到我任教的橫山鄉大肚國小(我住在教具室隔出來的小房間內),通常都已十一點多了。其實吹笛子不難,難的是找不到曲子吹,我總不能老吹同一個曲子比賽吧!「匪曲」不能用,我只好必須到處挖掘曲子,真沒曲子了,只有自己寫,每個星期必須生產兩首曲子,還好只要二、三分鐘長度,像「搏浪」、「躍馬長城」一曲可拆成兩個曲子吹,「數蛤蟆」也是在參加五燈獎時期寫出來的。

  隨著電視傳播,我嚐到了出名的滋味,走在路上或是搭公車都會被人認出來。七月一日終於五度五關,創下多項紀錄,第一位男士、五個燈最多、第一位五個燈滿分二十五分(可一次過五關)、時間最短(不到三個月)等。而且我順便也在五燈獎上舉行婚禮,與相戀五年的師專同學蕭春梅小姐結婚,五燈獎主持人邱碧治和阮翎一個當證婚人,一個當司儀,儀式簡短而隆重(觀禮及見證人最多,遍及全國),我們還合奏了一首「天上人間」(「在那片草原上」的片段),我太太彈古箏,我吹笛子,正如台視總經理的賀匾所寫「翠笛銀箏」,一時傳為佳話。



十二、報考市交失利

  68年是我人生的轉戾點,除了五燈獎五度五關、結婚外,還得了台灣區音樂比賽決賽簫獨奏第一名。但並不是事事順利,像報考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就因太緊張,而讓幾乎到手的職位白白失去。招考名額只有一名,有七、八個人報名,都是音樂科系主修長笛的畢業生,初試非常嚴格,有難度很高的指定曲多首(如「彼得與狼」中小鳥主題那段),現場還考音階、琶音、視奏(用節拍器),結果只有我一個人通過初試,大家都說沒問題了,尤其複試只考自選曲,只是聽聽我的音樂表現力吧!誰知道,臨場我卻莫名其妙的緊張起來,就跟第一次上台一樣,長笛音色不見了,手指也遲鈍了起來。唉~~結果公佈是從缺。我懊惱萬分,不能原諒自己……



十三、進入北市國吹笛

  於是我決心到音樂科系唸書,讓自己再沉澱幾年。我用長笛考上了東海音樂系(後來沒去讀,被一起去考的人責怪糟蹋了名額,很抱歉!),用笛子考上文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想想在台中已待了五年,因此決定選擇文大。誰知道,在我已到銀行繳了註冊費時,第一個專業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卻成立了。

  好朋友孫新財幫我報了名,勸我去考試,他說,考上也可以不去,但可能有助於以後在台北的發展,如樂團需要兼任團員時,應會優先採用,增加經濟收入,他說動了我。在考完自選曲及視奏後,旁邊李時銘先生(參與北市國規劃,後任北市國副團長兼指揮)再一個一個口試,其實只是問說,樂團初成立,需各種人才,你若考上,除了演奏外,對行政、研究或作曲有無專長或興趣。而我的答覆令他大吃一驚,並且驚動了評審席上的副團長許常惠及指揮王正平先生。我說,考上了我沒辦法來,他們請我稍待,等考完要與我談一談。當時也擔任評審的莊本立教授(文大國樂組主任)先向我說,要把握學習機會,趁年輕趕快進修,樂團以後再來不遲。莊教授對我愛護有加,在我參加五燈獎時,他即很注意著,五度五關後,他請華岡藝校國樂科主任鄭德淵先生(現任台南藝術學院中國音樂系主任及代理院長)聘我到華藝任教。看到我插班文大,他更高興,考上後,我問他可不可以免修笛子,改修作曲,他一口答應,並且安排剛回國任教的錢南章教授當我的主修老師。沒想到我後來還是辜負了他這番苦心安排。

  王正平先生問我還去讀書幹嘛?誰教你吹笛子?我說我改修作曲,許常惠教授說作曲他可以教我。許教授是我作曲的偶像,他的作品唱片我可說是聽得滾瓜爛熟,如「盲」、「葬花吟」、「嫦娥奔月」、「鄉愁三調」…等,我的老師賴德和也都是他的學生,連後來的老師馬水龍也是,當時的確令我心動;王正平先生去年即對我很賞識,在樂團草創時,希望我能幫忙。在一番情理攻勢及自己考慮經濟因素下(太太也在場商量),心想:剛上台北,毫無基礎,先待在樂團也好,以後再找機會唸書吧!我留下來了,成了創團團員。

  誰知道國樂從沒專業起,樂曲的質與量都跟不上專業腳步,天天上班練習的專學樂團練不到兩個月,就把台灣能練的曲子全練完了(當時「匪曲」是禁演的),以後的練習就常常在分組練習(各組分開自由練習)中度過。不過也因此常與同事討論吹笛技巧,並因而發現我的嘴形比大家鬆,臉頰愈吹高音鼓得愈大,音色卻較圓潤飽滿,吹高音時省力又明亮。這引發了我研究嘴形的興趣,因而發現平嘴形和凸嘴形的不同,也顛覆了傳統教法中,嘴唇不能突出,臉頰不能鼓起的觀念。



十四、到西樂世界中浸泡

  70年7月,樂團待了一年半,在國父紀念館開了個人首次笛子獨奏會後,覺得國樂太缺乏曲派了,我既然有此興趣,應該好好去接受科班教育。而這一年多來,雖然每週與馬水龍教授學習,但無法活用於國樂創作,因為作品理論是從西樂作品中歸納而來,對不同音階、不同樂器的國樂總有便不上力之感,我想是自己沒有消化的緣故。9月我考上了東吳大學音樂系理論作曲組,繼續從馬水龍老師學習,並也從盧炎、戴洪軒及潘皇龍等教授處學到很多古典與現代作曲理論及技巧,潘老師對記譜法的精確要求也讓我受益良多。三年來我沒寫過一首國樂曲,也沒參加任何國樂演出,專心一意的當一名學生。把以前學的見樹不見林式的較注意和弦進行的和聲思考方式,改為先見林再見樹的注重整體和聲結構,大的棟樑撐穩了,再來架較小的柱子及細部的變化。而嚴格的對位技巧訓練,對注重線條的中國音樂創作助益很大。聽多了現代音樂作品,讓自己較敢放手來運用各種不協和音程,不規則由式和特殊配器手法。



十五、「梆笛協奏曲」使我揚名國際

70 年我初入東吳,馬水龍老師正受委託寫「梆笛協奏曲」,我常常上完作曲課,再幫忙試吹笛子部份。其中有一段寫到了 bB 調,但 G 調梆笛的指法沒有 bE 音,只能用按半孔演奏。可是速度太快了,無法接到準確位置,音色也不好,故建議馬老師修改,馬老師改寫了一段沒有 bE 音的旋律,但總譜上仍兩種並存,希望有一天有更厲害的高手,可以吹原來的旋律。其實修改後的旋律還是很難,因為有 bB 及 F 兩個音,都必須用配孔 ( 不規則指法 ) 或半孔才能吹出。從這裹也顯出中國笛子的弱點,它只有六個音孔,加上全按音正好是七聲音階的自然音,遇到變化音就必須用配孔或半孔,故在調性變化上受到很大限制。作曲家要了解這是它的要害,少讓它暴露出來,多發揮它在奏法上的優勢,因笛子音孔少,且以手指直接按孔,故可以靈活奏出較豐富多彩的技巧。本曲除了少數指法較難外 ( 為了整體調性變化 ) ,倒真是發揮了梆笛的明亮音色特質及輕巧活潑的奏法特性,且由於配器得法,在交響樂團的伴奏下,仍能突出的飄在樂團上面,令西樂界及洋人們大為驚嘆。此曲首演是 70 年 10 月 由張大勝指揮世紀交響樂團演出,之後我除了國內各樂團外,還和美、曰、俄、加、南非… " 等國家的交響樂團演出過,都得到不錯的評價。其中尤以 72 年由羅斯托波維奇指揮美國國家交響樂團在台灣的演出最為轟動,當時演出實況直接轉播到美國公共電視,國內電視也常予重播,使我在五燈獎的通俗比賽揚名後,在古典音樂界也得到肯定。



十六、創作最豐特期及創辦室內樂團

  73年,東吳畢業之後與陳百忠等朋友合組「唐山樂集」,但不久即不堪行政工作及商業氣息而退出,再度回到國樂團吹笛並兼任研究推廣組主任,在陳澄雄團長領導下使國樂團業務擴大數倍並建立專業樂團基礎。在74到77年間,吹笛較少,作曲較多,是我創作最豐富的時間,包括「剽牛祭」、「草螟弄雞公」、「醉了!泰雅」、「鴨母戲水」、「湘妃怨」等代表作,都是這時間所完成的。這時間我還擔任青年國樂團指揮兼總幹事,與另一指揮陳如祁將這樂團練成專業樂團搖籃,也為日後擔任北市國指揮種下因緣。

  78年離開北市國後,創辦「台北絲竹室內樂團,網羅當今年輕好手於一堂,加溫金龍(二胡)、紀永濱(琵琶)、李庭耀(揚琴)、謝孟儒(古箏)、鍾佩玲(琵琶)等,之後有更年輕的也加入,如王銘裕(二胡)張舒然(二胡)、張舒淳(琵琶)、劉江濱(笛子)、謝從馨(揚琴)陳慧君(二胡)等。三年內引領了國樂室內樂風潮,也促成了音樂比賽增加「絲竹室內樂」項目。錄了一張CD「絲瓜與竹筍」入圍金曲獎最佳唱片製作。並且東征西討的到過東歐、北歐、西歐、美國、南非、以色列……等地,被譽為「來自遠東的精緻音樂」。可惜後來缺乏奧援,在幾經尋求企業支持不果,苦戰三年後終於暫停活動。



十七、擔任專業指揮

  81年王正平團長接掌國樂團,我第三度入國擔任指揮工作至今,這是我發展全面性觀照音樂的重要階段。我讀了很多別人的作品,我也處理了各種不同的音樂,並在各種不同的場所演出。國樂指揮的缺乏,使我有機會上台磨練,但以往業餘團的經驗不足以應付專業團的要求,因此於82年再從徐頌仁教授學習,了解預備拍、強弱表情等指揮技巧。86年遠赴上海音樂學院與黃曉同教授學習,更深一層知道,雙手是指揮者的樂器,如何適度的將音樂的織度在雙手上展現,是一門很高深的技巧,而雙手分工即是必須下功夫好好練習的課題。87年黃曉同教授應市國邀請在暑期國樂研習營中教授指揮,在八天的課程,我全程參與,是收穫最多的一次學習。

  我很感謝王正乎團長提拔我,更感謝北市國團員們,容忍我初期的青澀,使我有機會成長。當然,擔任指揮不是雙手會比劃就當得好的,其他如轉音、視譜、作曲理論、音樂感性、運動神經、領導統御等能力都缺一不可。

  奉勸有志於指揮的青年朋友,別只是在手上下功夫,當其他能力也都成熟時,才能水到渠成。

  全面性的理解音樂,對我的笛子演奏有很大的幫助,尤其與別的樂器或樂團合作時,更懂得進退之道;樂句的處理,也能善用「起承轉合」之妙。不過「學海無涯,唯勤是岸」,聲音的藝術是花一生的追求地無法盡善盡美的,我仍繼續著…不休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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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四年,
我還在台北市立大同中學
準備畢業考時,
楊作仁老師指導的大同中學國樂團,
在我班教室隔壁練習。
當時也不到十個人吧!
正在演練〈蘇武牧羊〉。
老實說,
程度當然是不怎樣,
但是竟能「教木頭唱歌」,
實在已很令我這個音樂成績
老在及格邊緣盤旋的人,
羨慕不已!
不過當時因為已行將畢業,
自不能參加國樂團了,
卻當下就已下定決心、
立定大志
-考上高中以後,
也「玩玩」中國樂器。

皇天不負,
高中聯考總算讓我僥倖擠上了建中之門。
還在新生訓諫時,
當時的訓育組長(大胖趙根樁),
大鬍子兼大嗓門,
在台上就不斷吹捧,
建中課外活動之成就。

橄欖球連得十九年得冠軍,
號稱建中精神,
自不在話下。
且光武術社,
就有國術、摔交、柔道、空手道……。
總之,
是「您要什麼,就有什麼」,
呼籲新生們,
請大家現在就選填社團,
出來領社團申請表。

只見眾生新生,
你觀我望,
一時竟無人出列。
我則因少得「志」,
一馬當先,
出列領表。

趙組長順便問了一句:
「你參加什麼社團?」
我答曰:
「國樂社。」
他說:
「哎呀!我們沒有國樂社!」
頓時引起哄堂大笑!
(全校只有我一人報名,
偏偏還就那壺漏,
提那壺。
原來也不是要什麼,就有什麼;
而是有什麼,就要什麼吧!)

只聽趙組長大喝一聲:
「有什麼好笑?
看著好了,
建中,
馬上就成立國樂社!」

開學沒多久,
訓導處就傳來一張條子,
叫我去找趙組長。
一見趙組長,
他二話不說,
拿出了一份名冊,
大約有二十幾個人吧!
說道:
孫新財,你是建中國樂社第一任社長,
把你的團員找來,
希望下個月就能開始活動,
校慶的時候就要表演一個節目!」

所以我這個建中國樂社的第一任團長,
並不是「民選」的,
也還十足是「官派」的!

他還告訴我怎麼樣去找經費與老師。
上年畢業班作紀念冊,
還剩五千元,
趙組長給了我畢業班代表在新店的地址,
要我聯繫他把餘款捐給國樂社。
救國團部的幼獅國樂團,
則就在我母校大同中學旁,
要我想辦法去請個教練來。

當時通往新店的鐵路剛拆,
我還記得是走路到新店,
找到畢業班代表的。

他一口應允五千元可以捐給學校,
但「只能買樂器成立國樂團,不能移為他用」。
以後雖經過一點周折
(製作紀念冊並未有五千元的結餘),
但在校方支持補助之下,
國樂團還真確實添購了五千元
(當時月薪才一千多元)
的創團設備:
櫥櫃一個(五百元)、
台製胡琴十把(共八百元),
除高、中、低等聲部移調樂器,
暫時未買之外,
一般主奏樂器,
如古箏、揚琴、琵琶、三弦、阮咸、笛、鑼鼓等,
可還「真有一套」。

教練則由幼獅國樂團的副指揮,
曹乃洲老師擔任
(他現已在實驗國樂團秘書任內退休),
當時一個月的教練費雖只有三百元,
但他還是自費請到幼獅同事許輪乾
(也是建中前校友,現已退休,任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總幹事),
吳武行(當時任職於建中對面的藝術館,現已退休,現任國樂學會常務理事)幫忙。
還在台大就學的陳裕剛(後曾任藝專國樂科主任及實驗國樂團副團長兼指揮)
則也曾偶來代課。

三十年前的台灣國樂界資源非常貧乏。
大陸樂器當然不能進口、
沒有中樂書籍曲譜
(唯一的半業餘國樂團,中廣國樂團所創編的新譜,不准外流)、
沒有唱片(女王唱片公司老闆,就因盜版大陸平劇、國樂而坐牢)。
教練自己也沒有資料,
當然也就教不出什麼明堂兒!

我們初期就只能演練一些抗戰時期,
現代國樂團剛成型時,
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創編的幾十首齊奏曲與民間曲,
如《萬壽無疆》、《民族曙光》、《金蛇狂舞》、《新年樂》、《將軍令》之類。
我自己到幼獅國樂團練習,
偷抄到的一些曲譜,
如《花鼓舞曲》、《柳岸花明》、《江干夜笛》
就拿回學校油印給大家
(此譜集,我到現在還保存著,因為當時這是很珍貴的)。

後來就多偷錄短波上大陸國樂的名曲,
如《三門峽》、《馬鞍山》
然後自己聽寫記譜演練
(當時的戲稱,是拜「錄老師」學藝)。
因此,
在那個時代學國樂的人,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幾本自抄的
(當時還沒有影印機)
樂譜秘本。
但這可都是「匪曲」,
是絕對不能公開的,
只能交換抄寫,
非熟識的人,
絕不可能無條件借抄。
因為連貴為藝專校長、藝術館館長、市交指揮的鄧昌國
也只因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
山東箏曲改編的《漁舟唱晚》還挨告,
棄職丟官呢!
「思想有問題」在當年,
可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大罪,
所以那時的僑生
既能公然帶大陸書譜、樂器來台,
而無此之慮,
自然就變成國樂界的驕子了!

當時台灣製的樂器音質不良,
也是到現在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最近才有幸到上海的民族樂器一廠,
及樂器陳列室去參觀。
據資料顯示,
它由八十六家民間樂器製作坊合併而成,
光是製絃部門,
就有幾十架機床。
幾十年來對樂器的研究改良,
更是成績輝煌。
其銷售量已是全世界民族樂器之冠,
因此售價也極其便宜。

而台灣本就是中原音樂文化的邊陲,
少數幾家民間家族式傳承的樂器廠,
單打獨鬥的生產方式,
又何有及之的可能呢?
(兩岸開放後,失去了貨多及價差上的優勢後,台製樂器廠,多數倒店關門)

當時我們所用的,
就是八十元一把,
蠶絲絃的蛇皮黃木胡琴
(大陸用紅木蟒皮,銀絲絃)。
拉中把位已很勉強,
拉到下把位音質就變得沙啞,
音量小則更是它的致命傷。

我主修的揚琴,
問題更大。當時大陸已有十二絃六橋的滾軸微調轉調揚琴,
但台灣直到民國七十三年
(我考進台北市立國樂團已五年)以前,
則仍只有九絃兩橋的傳統揚琴。
不但無法轉調,
且連一個調都調不準
(因揚琴一弦有兩音,
所以左邊調準後,右邊就必不準!)。

台灣也不會作國樂笛子
(民間的勻孔笛,採七平均律,與國樂所用的西洋十二平均律制不合),
更不會作轉調套笛,
所以須用全按E的梆笛,
來吹奏董榕森所創作的梆笛協奏名曲《陽明春曉》,
當時全台灣能排演的人,
僅屈指可數。

總之,
我們當時所用的樂器,
品質之差,
絕非現在的國樂人所能想像的
(這類民間樂器,
現在反成了稀有品種,
博物館都不一定有藏!
我倒保留了一部份,
在樂器展覽會上非常受歡迎!)。

新成立的建中國樂社,
用這種現在看來極粗糙的樂器,
每天中午就在教授辦公室,
或升旗台前的台階上,
自行演練起來。

惟我們的條件雖差,
大部份核心團員的學習熱誠,
卻異乎尋常的熱情。
後來有了專用樂器室後,
有時連自習課,
甚至下課十分鐘也齊聚一堂。
簡直就是以社為家。
所以彼此認識很深,
感情很好。

當時一般社會,
尤其是天之驕子的建中學子們,
對落後之中國音樂的嚴重歧視,
更是我們因傷感而益加發憤團結的動力。
我們在校慶中的演出,
即使臨時配加幾個麥克風,
與管樂團、爵士樂團相較之下,
音量還是很小,
而樂器音質又本就極差,
再加上我們又學藝未精,
往往一出場
(甚至還未出場)就噓聲不斷。

但是我們深信,
這並非中國音樂本質如此。
李小龍說:
「不管什麼拳,打得不好,都是軟綿綿的!」
我們深信只是我們自己還不行,
而並非國樂本身落後,
不值得學!
(若我們沒有聽過女王唱片盜版的大陸國樂唱片,
相信我們的信心是不會這麼堅定的!)
就算真是國樂不行,
那我們中國人也該自己負起責任來。
我們既已犧牲形象,
身體力行,
已為中國音樂親自肩負應盡的責任,
投下心心打拼,
在此過程中,
有所挫折,
又有什麼好丟臉呢?
當時不因氣餒而離團的老戰友們,
大都有這種慷慨激昂的雄心壯志,
否則在那種屈辱的待遇與環境下,
是不會留得下來的!

我個人更受了中國第一個愛國音樂博士,
《中國音樂史》作者王光祈的影響。
他認為,
救國強種不只在於「船堅炮利」,
「文化」尤其是「音樂文化」
也是國勢之本。
而身為黃皮膚的中國人,
無論把西洋音樂奏得多好,
對我們的音樂文化,
在世界樂壇上的地位,
是沒有多大助益的。

他又有,
認為音樂不只是一種「技術」,
也是一種「學術」的觀點。
這種思想,
影響了我後大半生,
近三十年來的志趣與性向,
遂使我與中國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是後語。

當時與我同屆的夥伴們,
記得的還有
葉其中呂大陸張仁學唐新民熊耕良王自存
呂正理唐文忠張大立李志龍徐萬伯林谷芳...等。
我二年級時,
才又有一年級新生,
李時銘高志賢劉啟明李錫堤陳志良武又林
鄭麟哲陳慶燦張華克叢新民陳文進........,
及三年級之陳端安史庭輝姚能信談駿逸林聖富高宗銘
六位學長的加入。

屈指算來,
建中國樂社成立至今已三十三年,
參加過建中國樂社的學弟想來也應在六百人的數倍以上,
但目前仍留在國樂界,
能與眾多專業科班畢業生並列,
甚至在國樂界揚名立萬,
或居於重要地位,
最少也桃李滿門的,

李時銘:前北市國,實驗國樂團指揮
林谷芳:前民族音樂學會會長
李志龍:華聲社團長
陳端安:前藝專技術教練
陳慶燦:禪藝琴社負則人
張華克:琵琶文板十二曲譯譜者
張大立:改良笛創制者
孫新財:前北市國演奏組主任
中華國樂學會副理事長
................................
則無一不是出身於此條件最差的頭三屆內。

這種結果誠非偶然,
與當時吾儕之環境背景、資源條件極差,
反而有助於吾人之有志於中國音樂之改良推廣發展,
有絕對之關係。

當年,我輩之學習國樂,
均身兼有一自負的「使命感」,
而與後學及一般「玩」物,
甚至喪志者絕不相同。
以致甚且不務各人之「正務」,
而投身此一了無名利可追的事業中,
盡瘁無悔。

以國樂團為重心的三年高中生涯,
就在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分道揚鑣聲中結束了。

但我建中畢業後,
即蒙業師曹乃洲老師的推薦,
回母校擔任指揮,
率領建中國樂社參加了音樂比賽,
贏過了當時號稱永勝的成功中學國樂團,
獲得了第一名。
第二年又再度擊敗了成功中學,
連續獲得兩年的第一名。

說來也奇怪,
自從我離開母校國樂團後,
三十年來,建中國樂社也就再也沒能贏過成功國樂團了。
(近來,遇到當年的手下敗將,他們還特提出此事,
並以此為榮。可見他們對當年之敗,
是如何的汲汲於雪恥的!)
因為成功國樂團在傳統上
是由校方出面領導組隊的;
建中國樂社則向來只是一個學生社團性質,
無論歷史基礎、設備、出勤與紀律,
原都不足以與成功國樂團較量之故。

但我率領的頭兩次比賽,
初生之犢卻能一鳴驚人,
這與當年的成員,
深蒙我們這些學長的精神感召,
與三年來我輩在校的成果累積有關。

挾著優勝餘威,
建中國樂社又在學校對面植物園內的藝術館,
舉辦了一整場的國樂演奏會。
這在當時還是無任何業餘國樂團,
尤其是高中國樂團所能做到的!
(當時台灣還沒有專業國樂團!)
三十年後今天,
設備條件遠超當年的建中國樂社,
也少有這種風光。
由此,
可以想見當年建中國樂社實力的雄厚了!

多年後,
當年的老同伴聚會,
還打趣說:
「我們孫『大』團長,
當年可是亂有權威,
說一不二。
到鐘就開練,
誰敢遲到缺席?」

回想起來,
我這個小團長,
在團務方面可還實是巨細靡遺,
真可謂是宵旰忠勤。
舉凡是
樂器保養、
譜務管理、
指揮訓練等,
均一手兼辦,
以是才能累積權威而號令嚴明。
哪像是現在的國樂團,
樂譜滿地,
且無一健全隨即能用的套譜,
譜架是各個遍體鱗傷,
樂器不是缺絃缺碼
就是連「品、格」都沒了,
練習時若非三請四請不到,
就是到了也要遲到早退,
(否則豈能顯出主將的大牌?)。
事到臨時(比賽),
才燒香拜佛(集訓),
像這種品質,
又能拿什麼去跟人家比賽呢?

我常說:
「一個有紀律的樂團,
技術不一定就好,
但一個沒有紀律的樂團,
技術可絕對好不到那裡去!」
即此之謂也!

遙望當年,
撫今憶昔,
我這個建中國樂社首任團長,
略有不堪回首之感!

最後,
我還要特別強調一下,
建中國樂社對我個人的影響。

我雙親都沒受過教育,
又沒有任何兄弟姐妹,
因此個性特出,
以是也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開竅的很晚。
少時我生性窩囊,
欠缺思維與判斷的能力,
不會寫作更怕演講。
更糟糕的是,
對這些缺點,
我又都深有自知之明,
以致了無自信,
家庭對我的期盼卻又很高,
以致數度想以自殺謝世!

參加過建中國樂社,
學習了國樂後,
卻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

在建中國樂社時,
我是團長兼指揮,
一畢業即有幸回校當教練不說,
以後陸續參加了大學、社會多個業餘或專業的國樂團,
只要在國樂團裡,
我不是團長也必是指揮、總幹事,
總之都是領導班子。
(以後又當過二十幾所大中小學及社會國樂團的教練)
對一個沒有領導欲望與能力
又沒有機會的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與機會。

我的在校成績很差,
英文更是致命傷。
但唯獨在我毫無基礎的音樂一科上,
我卻不僅在技術上學有所成,
在中國音樂基本樂理(官、調理論)
及古譜(古琴指法譜、南北曲工尺譜、南管譜、
潮樂二四譜、西安鼓樂譜、唐敦煌琵琶譜)翻譯等學術領域上,
更堪稱學有專攻,
且領袖群倫,
兩岸知名,
對音樂教本指誤的論文,
屢獲教育部頒獎,
又屢獲大陸學會、月刊
及會議之邀請發表論文或演講。
目前就只靠著一點"學人"的聲譽,
在人才濟濟的中華國樂學會中,
越過多位團長、指揮、主任、教授、前輩,
膺選為副理事長,
我深覺,
這對於一個國樂界中生代,
並非學院派科班出身
沒有任何政治資源
團隊單位為後盾,
又已不住在台北的人來說,
實屬難能可貴的。

當初我在校參加國樂團,
多少也荒廢了學業,
受到很大的阻力
(我媽說:「你將來靠國樂吃飯嗎?」
我的導師說:「你聯考是考國樂嗎?」)

但懦弱的我,
唯獨在學習國樂一事上,
卻能不顧此千山萬水之阻,
義無反顧。
無形中就培養了我日後堅毅不拔、
不隨人是非的獨立個性。

以上三者,
無疑都培養了我的信心與能力。
這是造成我日後還能想、竟能說、且能寫的重要原動力。

我雖念過兩個大學科系,
但最終還是回歸我的性向這行。
無論南行北回中闖,
所賴以維生的,
竟還都是靠著我高中社團中
及其後之自我進修所學。
(當然時代進步、社會觀念改變、
專業化國樂團成立、個人機緣等,也是重要原因)。
豈不正是「靠國樂吃飯嗎?」

我現在的工作環保局,
除了能利用上班時間,
自己讀書進修之外,
沒有一天不借重微電腦,
無時無刻不在寫稿、寫稿式、譯譜。
總之都是我最熱愛的中國音樂方面的工作。
世上有此幸運者能有幾人?
我又如何能不心情愉快、
青春永駐。
(同學會上那些歐基桑,歐巴桑們
都非常氣我還有赤子之心這點)

而以上種種,
都與我參加過建中國樂團
與學習著國樂有關。
所以我之說:
參加了建中國樂團,
學習了國樂,
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
是絕不為過的。

丘永漢說:
「一個人的第一次就業,會影響了他一生的際遇。」
我則更對犬子說:
「一個人所參加的第一個社團,
可能會影響他一生的際遇。」

最少,
參加了建中國樂社,
確實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

電視上說:
「學音樂的人不會變壞」。
我想無論音樂也好,
武術也好,
(李小龍也因學了詠春拳後,才再也沒有自殺念頭的),
甚至下棋、書畫、陶藝....等各種休閒藝能也好,
只要能帶動學者的專心投注,
甚至造就了成就感,
都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境界
與生活品質,
甚且改變了生涯規劃與性向及人生觀。

當年的建中,
賀翊新校長任內,
非常重視課外活動,
尤其是很多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社團活動,
這是很可取的教育觀點與政策,
值得各教育單位與獄政單位借鑑學習。

附帶的說,
在建中時,
我參加國樂團及學國樂後,
也不免有些副作用:
我因太過醉心於國樂及國樂團,
而疏於同窗,
甚至到了自外於人的地步。

譬如,我班(六十七年畢業)是建中的少數文組班,
人才之濟濟,
日後還真出了許多政、商、教育界之名流校友。
譬如
馬英九:台北市市長
趙 怡:行政院新聞處處長
蘇永欽:行政院公平會父主委
王壽來:行政院新聞局國際處處長
沈呂巡:外交部註美副領事
鄭世寅:HBO世代衛視董事長
沈國榮:陳水扁中部後援會會長

而其中之絕大多數,
當年在校時,
我幾乎是從未與之有過交往的。
(以是現在,
若有本班的同學會舉辦,
我只要身體尚健康,
又無要事纏身,
則雖已遷居台中,
也無不親自出席,
以贖前愆。)

就拿「小馬哥」來說吧,
記得他當年與我同班時,
就坐在我的左後方。
回想起來,
我就似從未主動與他聊過天,
或交換個人意見。

他之主動與我講話,
好像也就只有那麼一次,
但也還就只有那麼一句話。

那是在足球場上的一次,
我是大腳後衛。
一腳踢去,
連鞋帶球隨腳出。
我有點不好意思,
但放眼四週,
場內場外之眼光,
均追隨足球而去,
似尚無一人關注我的足下已虛。
(隊友往往不等我這大腳後衝出腳,
就已回身過半場去了,
因此也就無緣見到我的精彩脫鞋秀)。
我乃裝作若無其事,
緩步拾鞋穿腳。

在此當口,
「小馬哥」卻不知何時,
潛身余後,
湊在我耳邊,
一本正經的說:
「欸!老孫,
您這鞋真不錯,
是哪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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